主页 > 数字游戏 >没有共识的共识:藏在外交辞令里的战争 >
2020-07-20

没有共识的共识:藏在外交辞令里的战争

没有共识的共识:藏在外交辞令里的战争

外交场合像是由无数「礼仪」交织而成的图像,每一张都是精緻的盛大演出。参与者无不露出开朗的笑容,一切是那幺地準确、到位。当我站在远离外交场合的对岸,与彼端的那一小段距离,彷彿产生一种美感。它掩盖了外交过程的种种折冲、谈判、讨价还价,以及时有时无的争吵。违和感在双方握手、交换礼物之间,完成礼仪的那一刻,烟消云散。

虽然时常阅读朝鲜人到北京的日记,姑且称得上是广义的「外交文献」,牵涉到不少「礼仪」,我却对此一直没有那幺理解,或应该说:「我没办法理解」。

朝鲜使节抵达北京,按例由中国官方款待,如接风洗尘有「下马宴」,即慰劳朝鲜人风尘僕僕而来,在他们下马后的赐宴。紧接着的是一连串的「朝廷礼仪演练」(古称演仪、习仪),教朝鲜人各种宫廷礼仪,以免他们在朝见皇帝时出糗。诸如此类的「繁文缛节」,基本上可以总结我对外交、礼仪的看法:它们像是例行的事件一样飘过眼,而我不曾深究其意义。

直到最近,翻阅朝鲜人到日本的日记、报告书,它像是美术馆导览员的解说,为我点出画里的秘密。数百年前的外交礼仪如果那般无趣、没有意思,当时各国的谨慎遵守与锱铢必较,不就显得毫无意义?事实是,如果我仅仅将目光摆在外交礼仪上,诸如朝鲜人拜见官府的次序、双方的称谓用语,只在乎这里头的名堂,却不认真思考背后的涵义与双方的用心,则永远无法说出礼仪在古代的定位。

本文旨在述说横亘日本、朝鲜两国之间的「外交礼仪」、「外交工作」,它像是经过层层包装的祭典,每一处的细节都揭示了双方的角力与企图。我们只需要稍稍站得远一点,就能看见他们争吵的原因,在那双方模糊的外交空间里,体会一点点古代外交工作的意义。

◆ ◇ ◆

这个故事得从一封信开始说起。

江户时代(一六○三-一八六七),朝鲜向日本派遣使节,通常是为了庆贺新的「将军」(征夷大将军)即位,这在当时被称为「袭职」,也就是新的政治领导人就职。江户时代虽然在名分上有「天皇」存在,但只是一个虚位元首,实质统治的权力掌握在德川家手上,江户的幕府将军才是政治中心。朝鲜作为日本的邻居,双方派遣使节相互问好,实属意料中事。

一七○九年,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(一六四六-一七○九)去世,同年新的将军德川家宣(一六六二-一七一二)袭职。在家宣就任的隔年,日本透过专职负责「朝鲜外交事务」的对马藩邀请朝鲜派遣使节来日,恭贺新将军的诞生。就在双方处于磋商的阶段,一七一一年,对马岛藩主宗义方(一六八四-一七一八)特地给朝鲜官员写了一封信。信中内容很简单,日方希望朝鲜使节依例带来的「国书」,能够称德川家宣为「日本国王」。

《国书楼船图》,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。

 

在继续深入这个问题之前,我们先简单谈谈甚幺是「国书」。

如果各位还记得申维瀚(一六八一-一七五二)的故事,他作为「製述官」前往日本写诗,整个使节团统称为「朝鲜通信使」。

为什幺叫做「通信使」?因为使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「送信」,也就是将朝鲜国王的信通传到幕府将军眼前,而这封出自国王意旨的信被尊称为「国书」。我们时常可以从当时的绘画作品中,一窥朝鲜使节团多幺重视国书。国书代表着国王,因此即使只是薄薄的一张纸,需要出动八人扛轿「抬着走」。

朝鲜国王写信给幕府将军,裏头的用词遣字可以说是「字字斟酌」,因为稍一不慎就可能「落下风」。不论是行文的语气,或是格式都要求「对等」,至少不能让自己受委屈。如此想来,对马岛主宗义方要求朝鲜方面称德川家宣「日本国王」,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动。

朝鲜国王刚得知这个请求时,当下的反应是:「原本我们叫幕府将军『大君』,已经七十七年了,怎幺现在又要改成国王。现在我们正在磋商阶段,突然就来这一招,跟之前临时更改礼品的事情比起来,完全不能比。这必须严厉的回应,先请有关单位讨论一下。」[1]

在此之前,朝鲜国书称呼幕府将军「日本国大君殿下」,日方突然要求改为「日本国王」,一来是不知为何改动,二来是这样的称呼,会不会破坏了「和谐」呢?

外交场合中,每个人的「称谓」都是有学问的,为了保持对等,要尽量寻求共识,剔除上对下、有主从关係的用词,避免损害国家的尊严。如果我喊你日本国王,你说我是朝鲜小老弟,那朝鲜不就向日本「称臣」了吗?通信使既然是外交工作的产物,双方你来我往的角力,争取国家的「面子」,是理所当然的份内事。

奇怪的是,一七一一年,幕府将军怎幺想当「日本国王」了?更重要的是,难道他不是吗?

顾名思义,「国王」就是一国之君,政治的中心,对外的代表。自从德川家康取代丰臣家,统一日本,承袭「征夷大将军」的名号之后,称自己「国王」是极为正常的。因此日本与朝鲜的往来,一直都是「幕府将军」与「朝鲜国王」之间的事情,双方都是各自的最高领导人。

然而,朝鲜国王明白地说:「大君之称,已至七十七年之久」,也就是说在一七一一年之前的七十七年,朝鲜国书上一直称幕府将军「日本国大君」,而不是「日本国王」。显然在对外的称呼上,德川家觉得征夷大将军的简称「将军」,不是那幺对等,于是採用了「大君」。毕竟在当时的清朝、朝鲜,「将军」不过就只是中阶的武职,你跑到清朝说我是日本将军,没有人觉得你重要到代表一个国家。

相形之下,「大君」就不同了,典故出自《易经》「大君有命,开国承家」之语,意思就是君王。如果还记得骆宾王(六四○-六八四)那篇着名的〈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〉,裏头有一句就是奉劝各地诸侯「共立勤王之勋,无废大君之命」,鼓舞大家起兵勤王,不要忘掉唐朝天子了。大君在中国、日本的语义,皆指向最大的君:君王。

同时,根据日本学者池内敏的研究,他强调日方使用「大君」还有一层涵义,典故出自「大树源君」。简单地说,日本最尊贵的血统世系是天皇一脉,而源家与此有关,德川家自称大树源君,就是藉此抬高自己的出身,这是大君的第二层涵义。

问题是这套看似合理的逻辑,一面对朝鲜就不那幺名正言顺。

熟悉韩国古装剧的朋友对「大君」一词估计颇感亲切,但绝对不会联想到「国王」。在朝鲜的语境里,「大君」指的是「嫡子」,是朝鲜国王的小孩。因此对朝鲜来说,「日本国大君」能够有不同的解释,他们派遣使节去日本,就像是「上国」出巡,毕竟朝鲜的汉文化较高,连名分上也佔了点便宜。

日本人当然不是这幺想的,他们也想在这个「看似对等」的槓桿上,极大化自己的利益。对日本而言,朝鲜人是「来朝」、「来聘」,他们是入贡,这从当时日方绘製的图画,名称是「来朝图」、「来聘图」,就能知悉日方的心态。在当时的外交惯例,先向对方送国书,或者是提出邀约,就代表着臣服,气势自然也就弱了一阶。因此日本与朝鲜的外交工作,从来就不是「幕府将军」vs.「朝鲜国王」,一直都由对马岛主担任中介。

对马岛负责传递国书,与朝鲜磋商外交事宜,免除不少尴尬。对德川家来说,对马岛主就是他的臣下,请他处理这件事情很正常,而且由「对马岛」联繫「朝鲜国」,不就代表朝鲜国的等级跟对马岛一样吗?同样的,对朝鲜来说,每次送出邀约的都是日方,是人家先邀请我,朝鲜不是占了上风吗?

大家都在看似对等和谐的画面中自我安慰,利用着一块模糊地带,宣称那裏是属于我们的。

那幺,「日本国王」是一道解药吗?

一七一一年,德川家宣即位不久,他听从谋臣新井白石(一六五七-一七二五)的建议,对外改称日本国王,不再使用日本国大君的名号。新井白石的逻辑简单明了,「大君」的意思既然是君王,那日本名义上的君王是「天皇」,这样等于冒犯天皇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天皇就当名义上的主,德川家当政治上的主,因此直接称「国王」才是最适切的。

新井白石的主张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,反倒是在朝鲜,这个争议很快地结束。朝鲜官员向国王表示:「今天日本自己称王与否,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,现在知道他称王了,那幺国书上就写日本国王,也没关係。」[2]朝鲜国王也顺从了,于是这事在朝鲜基本上没甚幺影响。

朝鲜接受改动是有原因的,具体说起朝鲜的外交工作有二,一是与中国相处,也就是「事大」;一是与日本交往,则称为「交邻」。邻居相交的原则就是诚信对等,日本国王、朝鲜国王两相平行,没有吃亏与否的问题。我们不可以忘记,当时东亚列国的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「朝贡册封体系」,不论是明朝还是清朝的时代,朝鲜国王都经由中国册封。换句话说,朝鲜国王头上还有个「皇帝」,日本改称国王,对他们来说就是回到这个「朝贡体系」罢了,朝鲜的地位不受影响。

在当时如果想去大明贸易,与大明交往,就得买票入场(勘合),成为「朝贡体系」的会员。日本国王是有前例的,明成祖朱棣(一三六○-一四二四)就曾册封足利义满(一三五八-一四○八)为日本国王。后来壬辰倭乱期间,明、日两国也曾经一度几乎讲和,其中一条就是册封丰臣秀吉(一五三六-一五九八)为日本国王。[3]德川家执政后,一度遵循日本国王的用法,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改为大君。[4]

日方使用「大君」就是希望脱离这个系统,独立自主,不受中国影响。

我们能看到日方试图突破,却处处受到箝制的尴尬处境。如果称大君,一来对朝鲜有点吃亏,二来与天皇有所冲突。如果称国王,那幺代表回到中国的世界秩序裏头吗?

关键一直在心态:日本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臣子。对于朝鲜更是如此,姑且不论古代传说日本神功皇后征服朝鲜半岛,近一点也有丰臣秀吉出兵征韩,朝鲜在某些日本人心中:「本来就是我们的」,而且贫弱可欺。因此朝鲜通信使来日本,被视为来聘,朝鲜带来的礼物被理解为「特地献上地方特产」(土物)。朝鲜人的造访,等于替幕府将军进行政治宣传,藉此展示德川家的权势,好让其他地方诸侯(大名)知道:我在外面颇具威望,你看朝鲜人都来了。

问题就在这块模糊的灰色地带,大家都想插旗争胜。名为「诚信」、「对等」,所以没有一方愿意吃亏,却都想佔尽便宜。结果是凭藉着一块模糊的外交空间,朝着对自己有利的地方「发挥」;一个出使,各自表述。

朝鲜使节认为日本没有文化,看不起他们的儒学、汉文学,于是每到一处就讥笑日本人的汉诗能力低下,谈到自己就说「明朝灭亡之后,我就是继承汉文化的第一人。」(我独为东周)。日本人也轻视朝鲜人,朝鲜来日本是为了拜见将军,日本才是中心,所以「外夷」来朝。

重大的历史事件、相互较劲的文化意识,两者像是随时能够引爆的炸药,像是一把抵在使节背后的刺枪,双方都有不能后退的立场。于是看似平等和谐的外交场合如同战争,国书裏头的称谓、几里外下轿步行的规矩,裏头没有诚信,却样样高呼对等的口号。

一七一一年,朝鲜依约派出通信使,使臣赵泰亿(一六七五-一七二八)、任守干(一六六五-一七二一)一行人风尘僕僕,刚落脚对马岛不久,日方高层随即请对马岛主「转达」朝鲜使者,希望更动这次的许多礼仪。朝鲜使节还没搞清楚状况,出于本能地几次拒绝:「此事既非前规,且在节目讲定之后,未及稟定于朝廷,决难之。」[5]

后来朝鲜、日本两国因为「国书」发生争执,两派人马在每天「光鲜亮丽」的外交场合后,捲起袖子,板起脸孔,义正词严地相互抗议。任守干的《东槎日记》写下了这段故事,当时他们认为日方给朝鲜国王的国书触犯忌讳,要求重写,并说:「未改之前,有死而已」,[6]又说:「未改之前,绝无归国之理。」[7]坚持不肯退让。

日方一开始先好言劝说,后见毫无效果,最终收起笑脸,丢下一句:「使道虽不畏死,失欢败盟之后,两国无辜生灵,将入于涂炭,岂不念及于此乎?」[8]战争是恫吓敌人的最佳工具。

形势比人强,毕竟江户是日本人的地盘,任守干一行共四百八十一人还是没能坚持,选择离开。当他们归国后,遭到朝鲜官员极力攻击,罪名是他们没能在千里之外坚守国家的尊严,[9]惩处是使臣、翻译官全都罢官,有的被流放,有的则是勒令返乡。

◆ ◇ ◆

我们可以轻易地为这个故事下结论,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,突然改变礼仪,国书犯了忌讳又不改。那些朝鲜使节也真没骨气,奉命出使就代表国家,稍有损害朝廷体面的事情,就该据理力争,有死而已。

但是,如果我们尝试站得远一点,再远一点,我们能看到支撑着双方对抗的力量与历史渊源。

朝鲜自从壬辰倭乱之后,对日本有着极大的仇恨,通信使的出航像是另类的复仇。他们选拔最好的马术专家、画家、文学家、弓箭手,在日本国土上喧腾着精美的大鼓,穿着雅致的大明衣冠,这不只是为了展示最好的仪容,同时也是宣告自己比较有文化。

日方也有自己的企图,他们想摆脱中国的朝贡体系、华夷秩序,新井白石的改革想解决幕府将军、天皇之间的名分矛盾。日本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规则,而且证明「它可以运作」。(当时反对新井者也不在少数,后来也确实改回大君)

双方都有所坚持,都有各自的历史陈因,于是引发这场礼仪纠纷。值得注意的是,仔细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,我们难以听到「个人」的声音。在外交场合,国家的力量在每一个人身上放大,言词上的针锋相对使得画面张力十足,像是一张力量满盈的弓,弦随时可能断掉。

有没有可能缓解冲突?有没有那幺一点的可能,有一个更好的结局?

一七一九年,朝鲜又派遣了一次通信使,使臣申维瀚始终瞧不起沿路接待的日本人。旅行的最后,他曾与着名的日本儒者雨森芳洲(一六六八-一七五五,通韩文)有一段谈话。我们可以想像,芳洲鼓起勇气,慢步凑近申维瀚身边,他先是说:「吾有所怀,欲乘间言之」,接着才缓缓说道:「窃观贵国人所撰文集中语及敝邦者,必称倭贼、蛮酋,丑蔑狼藉,有不忍言者。」[10]

雨森芳洲平时穿着儒服,对汉文化有所嚮往,又精通韩文,自然与朝鲜使臣有不错的交情。[11]在这个场合,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雨森芳洲希望「对等」、「诚信」的外交关係,能够从片面的承诺,达成实质的履行。

申维瀚是这样回答他的:「平秀吉为我国通天之仇,宗社之耻辱,生灵之血肉,实万世所无之变,为我国臣民,谁不欲脔而食之,所以上自荐绅,下至厮隶,奴之贼之,语无顾藉,发于文章者,固当如此。」[12]

雨森芳洲看申维瀚如此「义愤填膺」,知道也没法再说下去,转而提及:「你这样说当然没错,不过你们都喊我们『倭人』,这也不是我们喜欢的称呼方式。」他诚挚地继续说道:「今后则愿饬下辈,呼我以日本人可矣。」[13]最终,申维瀚没有答应,此后的朝鲜人也是继续称呼日本人「倭人」。

至今,我从未从事过外交工作,也没有一次需要向别人澄清「如何称呼我」。但是我能想像身穿儒服的雨森芳洲,揣着诚恳的口气,向朝鲜客人诉说:「可以的话,请叫我日本人」的请求。我希望如果还能有机会,在文字纪录之外存在一个可能性:雨森芳洲鼓起勇气,又说了一次自己的想法。这一次申维瀚不急着表达自己的愤慨,宣示朝鲜的大义凛然,他能够尝试聆听雨森芳洲说更多话,并愿意称呼他是一个日本人。

注释

[1]「大君之称,已至七十七年之久,而请复之说,猝发于意外,此非向日礼单之比。不可不严辞峻斥,令庙堂稟处。」出自《朝鲜王朝实录》,肃宗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,癸丑条。

[2]「今之自王,非我所能禁,而知其称王,则改送国书,固无所妨。」出自《朝鲜王朝实录》,肃宗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,乙卯条。

[3]册封诏书原件现藏大阪历史博物馆。

[4]如柳川一件,请参考:仲尾弘,《朝鲜通信使》,页二十六-二十九、六十九-七十一。

[5]任守干,《东槎日记》,页一七六。

[6]任守干,《东槎日记》,页一九一。

[7]任守干,《东槎日记》,页一九二。

[8]任守干,《东槎日记》,页一九四。

[9]「人臣奉命出疆,少有难处之端,则随机应变,善为周旋,不然则死生以之,期于埋骨,事理当然」。出自《朝鲜王朝实录》,肃宗三十八年二月七日,庚申条。

[10]申维瀚,《海游录》,页三八○。

[11]雨森芳洲、新井白石的「朝鲜观」迥异,简单地说,新井白石是轻视朝鲜的,雨森芳洲则主张和平交往,平等对待。关于二人的朝鲜观,请参阅上垣外宪一,《雨森芳洲》,页一二九-一三三。

[12]申维瀚,《海游录》,页三八○。

[13]申维瀚,《海游录》,页三八○。